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砚台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砚台最早是从研磨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这种研磨器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西安半坡韶文化遗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捧中，有的磨盘带有槽臼，槽臼内还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调色用的色盘，这类色盘，磨盘和磨捧，可能是砚台的前身。洛阳西周墓出土的长方形石板，前宽后窄，石板磨光，研面残留朱砂，这种石板调色器的造型和用途同后来的砚台很为接近。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已有木牍、墨和研石的发现，可见至迟到战国晚期已有研墨的砚台。汉代使用砚台比较普遍，传世的数量也较多。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的一座墓葬中，还出土了笔、墨、石砚、木牍（无字），铜销等成套文具，许多汉墓出土时带有砚台，说明当时的墨需要用研石研磨，这就证明了砚台最早是一种研磨器，直到汉代仍旧保留着这种性质。汉代以后，随着制墨工艺的发展，墨可以在砚台上直接研磨，就不再使用研石了。
两汉的砚台，从出土的资料看，有陶制的，也有石制的，形状大多为圆形、三足，足上有的刻花，有的作兽足，造型古朴，也有龟形砚。
魏晋时期，随着纸的广泛使用，砚的型制品种都有了发展，除了陶砚和石砚外，还出现了瓷砚，砚的形状有长方形和圆形并有足的。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隋唐时期的制砚工艺迅速发展，砚材的种类也较前代为多。石砚在唐代已普遍使用，并且出了端砚和歙砚等著名的产品。端砚砚材产于端州的端溪（今羚羊峡斧柯山及北岭山）而得名。唐代诗人李贺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和刘禹锡的“端州石砚人间重”。历代文人墨客赞颂端州工人开采砚材和制作端砚高超技艺。
歙砚产于歙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的龙尾山，所以歙砚也叫龙尾石。歙砚在唐开元年间开始制作，在当时社会上已渐著名。
除了石砚，以山西绛州为代表的澄泥砚，在唐代也已开始生产。唐代的许多瓷窑还烧造瓷砚，四川邛窑烧造的瓷砚大小成套，粗胎施釉，造型质朴。唐砚大多为箕形，两足或单足。当时由于秦汉宫庭建筑遗址中的砖瓦陆续出土，有人还利用秦汉砖瓦制砚，俗称瓦砚，可惜留世于不多。
宋代的石砚更为盛行。最名贵的仍是端砚和歙砚。端州开采的羚羊峡斧柯山的砚材已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分，北岭山第一代宋坑也大量生产，砚材质量最好。
这时在西北又有洮砚的制作。洮石产于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呈绿色，因砚材产于洮河深水处，开采不易，产量很少。
澄泥砚的生产到宋代有所发展，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在我国北方，澄泥砚的产地较多，如山东柘沟河沿岸的柘沟镇，人们用当地的赤土来制造陶器，也制造陶砚，又称柘砚（俗称澄泥砚），又如河南虢州和河北滤沱河一带都生产有澄泥砚。宋代制砚以长方抄手为主要特征，也有按照砚材的自然形状制成的随形砚、斧头形（仿唐砚）
到了明代，我国的四大名砚，端、歙、洮、红丝（后澄泥代替了红丝）文人墨客爱不释手。四大名砚之所以为人们称誉，当然有它各自的特征和优点，有它各自的地方特色和雕刻风格。虽然明代也生产瓷砚、铜砚和木砚等，由于石砚砚材来源广泛，所以仍以石砚为主，尤以端砚最为人们所重。端溪开采砚材，在明代又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东洞（即龙洞）等（总称老坑洞），其中以大西洞出产的砚材，石质佳美，最为上乘。当时随形砚逐渐流行，各种砚的制作工艺日趋精细，成为工艺品。如端砚的石眼，被巧妙地加以利用，成了端砚特有的艺术装饰。文人墨客在砚台上镌诗，题铭的风格在明代大为盛行。砚台的艺术价值逐渐超出了使用价值，达官贵人附庸风雅，也多收藏砚台。
在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端砚的制作，都达到空前的繁荣，清代最流行的仍推端砚。端砚工艺更臻精致。甚至连砚盒的装璜也极为讲究。常常根据砚材形状大小，纹理疏密和石眼高低，雕刻成山川树木，云龙日月，鸟兽鱼虫和花卉人物等图案，并附以名人题识，或摹刻古器物的铭文作为装饰等等，在明清两代曾出现了许多制砚能手和著名的收藏家。
回顾端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端砚的生产和发展同我国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肇庆端州历代劳动人民对端砚的生产、制作和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尤其在砚材的开采上，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采石工人付出的劳动和代价是难以估量的。从古至今老坑洞多在溪涧的水底，只有在冬天水涸时才能开采，岩壁坚硬，而且坑洞狭小，越到坑底水越深。采石工人只能赤身裸体进行工作，当时老坑洞口有一砚石，采石工人赤身裸体进出爬入，年长月久，采石工人用汗水磨得这块砚石乌墨发亮、光滑。可惜在70年代，由于扩大老坑洞口，将这块宝贵的砚石炸掉，不能成为采石工人辛勤劳动的历史见证物。同时采石工人开采时每隔三数尺坐一人，先用水罐掏水，排水，然后一面开凿一面把凿下的砚材向外传递。坑里只有暗淡的猪油灯照明。遇于岩壁崩陷，还会造成伤亡事故。苏轼《端溪铭》也说：“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可见开采砚材的劳动多么艰辛。不仅如此，石工还要受到官吏的百般盘剥和勒索。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方古砚，都凝聚着采石工人和制砚工人的血汗和智慧。
历史上官吏统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的私欲，对文化宝藏进行疯狂掠夺。在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曾在端歙两州专设“砚务”为官廷搜刮砚材造砚。历代派到端州的官史几乎都乘机敲诈勒索，只有包青天在端州任官三年，离任时不拿一方砚台带走，可见清正廉明。对比之下宋神宗时，杜懿任端州知府，竟把端溪据为已有，禁止民间开采，由于他贪得无厌，被称为“杜万石”。明崇祯末年，熊文灿任两广总督，指挥下属盗取砚材，甚至不惜在夜间开采。清康熙年间，黄任在高要县上任，就大量搜求古砚，选择十方最好的，作为珍品，自号“十砚翁”，题其室为“十砚轩”。其实，他所占据的岂止十方砚而已。由于官吏统治者乱采乱凿，强行掠夺，在端溪演出了一幕幕争财夺利，盗石抢砚的丑剧，他们巧夺豪取，端溪名砚曹受重重灾难，各个坑洞都受到严重破坏。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端溪砚的制作和生产，都濒临于山穷水尽的绝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端溪名砚及其它砚材和大批古砚回到了人民手中，成了各大博物馆的宝藏。这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些丰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凝聚着肇庆人民祖祖辈辈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智慧。
在各届政府的领导下，端溪名砚更有新的发展，旧社会濒临绝境的坑洞，重新放出异彩，除过去的老坑、宋坑外，现在新开采的坑洞星罗密布。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采石工人及雕刻工人还向大型砚发展，步入了民族工艺美术的行列，现已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名扬中外，这是肇庆人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