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文明
魏晋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期间不仅完成了字体演变，达到艺术表现的高峰，同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书法人物。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分列秦汉至唐代书法家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共计230人，除去重复及生平不可考者，魏晋书家占到一半以上，而在这些人中，士族出身者又占大多数。在这些士族中，又以几个大家族最为突出，唐代窦臮《述书赋》云，“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1]这几个大家族的书法按照血统在父子、兄弟间传承，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书法家，他们构成了魏晋书法史的主体。
我们考证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定位的基本原则是：家族声势显赫，一度成为魏晋门阀的领袖；书法文化要连续传承，不能中断；传承至少在三代人中进行；传承中有非常杰出的人物出现。以此分析，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主要包括卫、王、谢、庾、郗、桓六大家族。因为家族文化的渊源不同，各家族书法艺术风格大不相同，同时，因为政治与社会变迁，受地域环境影响，各家族的书法艺术风格也在不断演变。魏晋书法文化世家在传承中表现出非常强的跳跃性，正是因为这种跳跃才促成了魏晋书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我们试对这种艺术和文化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
第一、门阀制度是魏晋书法形成世家传承的政治原因。汉代以来的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新兴的士族逐渐成为政治上的世族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门阀的权力越来越大。门阀大族因为政治上的特权，理所当然成为思想和文化上的统治者。所以，魏晋门阀世家的文化也就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主体，魏晋门阀也理所当然是文化的门阀。钱穆先生言，“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 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家风和家学就成为魏晋文化世家的传承要素，而书法是这种要素中不可或缺的形式，毛汉光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比较重视的社会价值项目为孝悌之品德、文才、礼法、外貌与礼仪、清淡及应付、艺术等六项，“其中以书法最受社会重视，而琅琊王氏善书者计有二十九人，据王僧虔谓，王氏善书据古今之半。”[3]可以说，政治世家促成了文化世家的形成，而文化世家又促成了书法世家的形成，其根源在于政治制度。
第二、魏晋时期的经济制度和生活条件是书法文化世家形成的经济因素。魏晋门阀世家政治特权的逐渐形成，使他们在经济上也形成一定的势力，当时的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掌握在少数门阀世家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霸权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文化上的霸权。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还比较落后，造笔和造纸技术还不是很发达，能用得起纸张、毛笔和墨的人极少，平民不具备基本的书写条件。而书法家对毛笔的要求又非常高，王羲之给谢安的一张书帖云，“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4]能对毛笔进行挑剔的只有这些名门望族，平民对此不敢奢望。同时，纸张在上层社会的流行使书法艺术开始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形式在家族中发展和创新。书法受到这些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自觉成为门阀世家的专有艺术门类。
第三、魏晋时期的教育制度是书法文化世家形成的重要因素。西晋时期，书法官学逐渐成熟，《晋书?荀勖传》云，“俄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锺、胡为法。”[5]书博士的设立是书法官学发展的重要信号。自东汉章帝设立鸿都门学以来，以书法作为求官入职条件的传统依然保持着，两晋时期，书法仍是出仕为官的基本条件。而官员主要出自门阀世家的推荐，或亲戚，或师友，总之是以门阀世家为中心的官吏结构。这样的政治和教育制度使书法集中在门阀世家中传承和交流。但是，因为两晋战乱频繁，国家的教育制度很难得到延续，书博士立立废废，书法的官学逐渐失去其应有作用，而代之以书法教育的私学。陈寅恪认为，当时官学时兴时废，学术中心随之下移到大家族中，太学博士传授学业变成了家庭中年长者对后世子孙的教育。书法具有较强的承继性，书法字体成型后，需要数代人连续不断的沿袭、完善与创新，然后才能成为一种稳定的艺术风格。
第四、魏晋的笔法传承制度是书法文化世家形成的直接原因。中国书法史早期是笔法的传承史，晚期则是艺术风格的发展史。魏晋时期很讲究笔法的传承，重要书法家的笔法传承脉络十分清晰，元代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云，“卫与王世为中表，故羲之父旷得之，旷以授羲之，羲之传其子献之及王蒙之子修，故诸王世传家法。献之传其甥羊欣，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6]而每一大家族对于笔法的传承则更加重视，父传子、兄传弟的现象十分明显。卢携言，“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7]这是和魏晋门阀维护家族声势和权威分不开的，当时笔法传承相当谨慎和严密，“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坐，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其冢，遂得之。”[8]这使魏晋时期书法的发展演变主要在家族内部进行，家族之间的交游和联姻也促进了笔法的传承和交流，但这一切仍局限在门阀世家中，因为交游和联姻往往发生在两个或几个大家族之间，而这些家族也会自觉形成一个核心，笔法的传承和流转一般是向着这个中心或是由这个中心向其他家族流传。
第五、魏晋时期书法本体的发展状况是书法文化世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到魏晋时期，字体的发展演变已基本完成，进入书体变化和风格创造的新时期。这使书法在魏晋时期不再拘泥于字体演变和实用，而是把触角伸向了审美。书法字体的演变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书写中自觉完成的，但是，书法审美和艺术风格的交流活动往往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艺术直觉，这些不是平常百姓所能完成的，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基本集中在当时的门阀世家中，因为他们是文化的占有者。门阀世家子弟自觉参与书法艺术风格的演变和创新活动，从某种程度上使原来就在家族中传承的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厚的文化气韵，由此而形成各具特色的魏晋书法文化世家。
第六、魏晋书法资料的归属决定了书法只能在世族大家中传承。魏晋时期的法书主要集中在贵族手中，而当时刻版印刷技术还没有出现，社会流传的主要方式就是临摹传抄，当时能见到前人真迹的非常少。而书法学习除了师授以外，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临摹前人真迹，门阀世家子弟比平民有更多机会见到前人手迹。王僧虔《论书》云，“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平生所爱，遂以入棺。”[9]另外，向名家购买或者索求书法作品，也是当时书法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无论是购买还是索求，其对象基本局限在门阀世家中，因为魏晋书法名家主要是当时的门阀世家子弟。
第七、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悠游山水和雅集活动为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创造了客观条件。魏晋时期，受玄学影响，文人士大夫多喜畅游山水和雅集交流，交流的方式是饮酒作诗和挥毫泼墨。而这样的方式也因经济、政治等条件的影响而集中在门阀世家中，如西晋石崇的金谷诗会、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等，参加活动的人大多是门阀世家子弟。他们的参会除了消遣娱乐，很大程度上是为表现个人才华和维护家族声誉。他们的雅集和交流往往是啸吟山水、放浪形骸，在雅集中互相攀比，争做第一流人物。这样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书法艺术的交流，推动了书法文化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因为门阀世家主导地位的不断更换，而推动各家族书法不断超越和发展。
第八、魏晋时期大量书法理论著作的出现，既是魏晋书法文化世家集体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是进一步推动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正是因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共同努力，才使魏晋书法的发展进入阶段性的总结期。这样的总结由魏晋书法文化世家中的高手完成，比如卫恒的《四体书势》、卫铄的《笔阵图》、王羲之的《书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的完成，为魏晋书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门阀世家后辈的书法学习从此有了明确方向，这使家族书法的传承逐渐趋于定型，最终形成了家族特有的书法艺术风格。
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是特殊背境下的特殊艺术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的节点，自此之后，中国书法的发展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而这一切又都源于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的形成开了中国书法文化家族承传发展的先例，对于后世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注释：
[1][6][7][9]《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41、408、294、5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2]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第15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毛汉光《中国中古史社会史论》第40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4]严可均《全晋文》第208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10月第1版；
[5]房玄龄《晋书》第1154页，中华书局1974年1月第1版；
[8]虞喜《志林》，《玉函山房书丛》辑佚本，光绪九年长沙娜环馆刻本。
（本文刊载于《中国书法》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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