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多种书法报刊上，常能读到某些个人较大版面的书法作品及其评论。但所刊出的作品，在我看来，远未达到其评论所夸的高度。有的作品字失其形，更失其神，满纸浮躁，远悖于高雅，甚至可以视为涂鸦。
涂鸦之作并不可怕。一个人愿意怎么涂抹，是谁也阻挡不了的，除非你自己意识到这是一条死胡同。审美走向的多样化在这个社会里，真可以说，各种表现都登场亮相。可怕的是对这种涂鸦之作的吹捧，那种评价是在正导，还是误导？尤其是一些老名家的所作的评介，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评介要不要掌握分寸？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可见，在很早的时候，无节制的吹捧之风已经盛行了。于是刘勰认为夸饰要讲究分寸，夸饰不要以无为有，背离实情。至少，在评价、溢美的同时，稍稍把握一下分寸吧。
现在的书法评介一般有几种，一种是阮嗣宗式的“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通篇不痛不痒，甚至不知所云；一种是书评不论书。因为书品丑鄙，则论人品处世如何如何，显示出一种评介策略；再一种就是无节制地溢美，把涂鸦之作奉为上品。这种做法，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有意为之。书法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的确是避不开评介的，当它与凡俗的生活趣味结合起来时，就失去了理性，希望获得褒扬、赞美，成为现实人生的一种需要。因此在一篇评介中，就作品给予适当鼓励亦无不可，然而远远超出了度——无度，就走向反面。
书法评介的可信，在于良好的趣味。良好的趣味在于对某些类型语言的严密把守——评介的语言是有许多分寸的，在运用的时候，的确要敬畏语言的某些禁忌、尺度。尤其是书法语言的抽象，要用文学语言来评说，就更不能放纵和任意。试想一想，一件空洞无物、了无余味的书法作品，并非潜在着丰富的审美随机性，却被解释得意味无穷，明显就是悖离艺术评价的固有规律，害莫大焉。王力先生曾经解释“读应尔雅”。他说：“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读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最近翻检《诗经词典》，正好读到王力先生为该书作的序，王力先生就不是溢美之人，而是在序中不客气地批评作者“罗列众说，不分良莠，有些不可靠的解释也收入。这样做的结果是容易使好怪者有空子可钻。”这样剀切的文字，这样真诚，对作者、读者负责，在现在的评介里，已成陈迹。
每一位评论者都有自己的见解，这是毋庸赘言的。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循公共、客观的书理来评说，不丧失艺术良知。中国的文艺批评很早就有了一种“知音难觅”的意识，刘勰也认为“知音其难哉”。要成为知音，的确需要良好的艺术素质、分析判断能力等诸多因素，才可能真切地贴近作品，品评到位。那种关注外在的共鸣而无度地奉承、吹捧、夸饰，则是对知音的深度悖离。事实是，现在许多书评正在循此道而蔓延，让人感到书评的背后牵扯了太多与艺术无干的人事关系。这样，对于“知音”的理解——所谓“知音”，就是建立在无节制的吹捧基础之上。（朱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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