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代书法教育有官学和私学，唐代书法私学教育非常昌盛。私学中童蒙教育、经学和文学教育、妇女教育都普遍注重书法教育。唐代书法私学教育和前代相比，书法教材出现了新的变化，并且注重书写的法度教育。唐代大量存在的书法私学教育，是整个唐代书法繁荣昌盛的重要社会基础。
关键词：唐代 书法 私学
“书之盛，莫盛乎唐”，唐代书法的繁荣兴盛，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书法教育的普及。唐代书法教育，在唐代教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唐代整个社会教育中的一大特色，正如有学者指出，“言唐代教育必须讲书法”。 然而，对于唐代的书法教育，论者常注重其官学中的书学教育。其实唐代书法教育，私学亦相当昌盛，唐代“私学教育中，书法、经学、文学三足鼎力，共同构建诸生受业内容” 。正是由于私学中书法教育的普及，为唐代培养了广大的书法人才，整个唐代书法高度繁荣兴盛的社会基础或许就根植于此。
一、唐代童蒙书法私学教育的兴盛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的传道授业，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唐朝官学虽有小学，但属于贵族学校，一般平民子弟没有机会受教。唐代童蒙书法教育，由当时的乡里村学承担。唐代乡里村学，表面看来它属于官学，因为国家明令各地予以设置，因而有人把它列入官学的范畴。但它经费供给、教员配备、生徒数额却未见政府有具体的规定。吕思勉把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政府所颁布的有关乡学的诏书理解为“此等法令，皆成具文” ，并认为“乡学虽或由官立，实以人民自设为多” 。因此，唐代的乡里村学实际上属于私学的性质。
唐代童蒙教育存在于乡里村学中，学生学习的过程，首由识字、习书入手，次习启蒙教材。所谓“男子六岁，教之数与方名。……八岁，习之以小学。十岁，从以师焉。” 在唐代的童蒙教育中，书法教育是童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方面，对书法教育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唐人言“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 武则天时，“并州人毛俊诞一男，四岁，则天召入内试字，《千字文》皆能谙书，赐衣裳放还。” 四岁小儿便能记诵、书写《千字文》，其年龄尚未达童蒙教育年龄，属学龄前阶段，但可看出唐人对童蒙识字书写教育的重视。
敦煌遗书中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的有关学童习字的珍贵史料为研究唐代儿童教育提供了实例，能很好地反映出唐朝童蒙书法教育的广泛性。
敦煌遗书其中一件唐代学童习字日课残卷(S2703) （图十五），今存八十三行，每行三至二十七字不等，共千四百四十八字，其中某学童所写者一千二百九十一字，某老师所写者一百五十七字(包括师书范字一百二十七字及师书日期和批语三十字)。抄写所用底本为梁周兴嗣《千字文》，习字日期为某月18、19、20、21、胜、25、26日等7天。对残卷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唐代写字教学的消息。首先，唐代学童习字，每日必修，日日不间断。日课生字进度为三至五字，每字反复练习三十到一百遍。第二，写字教学的方法是，先由老师写出日课范字，然后学生观摩师书笔划结构，反复练习。第三，唐代塾师布置与批阅学生习字作业的方法和程序格局。残卷上还保留有老师批阅的字迹“休”字(相当于今天的“阅”字)和评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体现了教师对学生的鼓励和期望，实为珍贵。
除敦煌外，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童蒙文字书写教育活动。196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基地曾出土一座唐墓，为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墓葬，内有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卜是西域人，抄此书时年仅十二岁。郭沫若说：“十二岁的孩子便能以比较正规的书法抄写《论语》，又能基本上平仄合辙地赋诗述怀，而且他是在义学里读书的私学生，并不是豪门子弟，这可充分证明：当时西域的文化程度是十分深入而普及的，和内地没有什么两样。” 新疆阿斯塔那一七九号墓文书中的武周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卷，有题款两处，一作“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仿书”、一作“三月十九日学生令狐慈敏口口……”。 在残纸中，仅一个“过”字就写满了整纸，达二十多遍，可以看出他对文字书写练习的认真。
二、唐代经学、文学私学与书法教育
唐代私学教育教育内容广泛，除经学外，诗词歌赋等文学私学教育也很发达。然而，在这些私学教育中，普遍存在同时进行书法教育的现象，经学、文学书法教育同时并重，经学、文学和书法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此史籍中多有记载：
如张宁“幼习经籍，乡举孝廉，早工翰墨，迹近羲献” ；李踞“百氏图书之学八分篆隶之能……或庶几于古人” ；鲁谦“年七岁，好读诗书，未逾十五，《孝经》、《论语》、《尚书》、《尔雅》、《周易》皆长。学锺、王、欧、褚之书并得其妙 ；尹守贞“十五诵三《礼》，能明君臣父子之道，定郊庙吉凶之制。二十诵《春秋》、《尚书》，能精五行九畴之数，断褒贬会盟之节。二十五诵《诗》及《易》，能辨政教雅颂之始，极变化生生之至；又能诵古史百家之书，善文章草隶之则” ；彭说“善属文，工楷隶” ；黎燧“聪敏辩博，该通经史，善隶书” ；郑当“述作根于六经，草隶臻夫八体” ；寇章“众艺中尤嗜笔札，古今法书遗迹，见之迎辩真伪，二篆八分飞帛联绵之流亦兼通” ；余从周“少时，从东海徐先生学……徐先生特善草隶书，故君亦传其能。忽—日束揭书囊，以明经为乡里所举，再举登上第” 。上述学习书法者，并不以书法为专业，或以应明经而重经籍，求进士看重诗文，但不论明经、进士，书法都是他们要兼习的科目，可见，在私人讲学之中，书法是其重要内容，也极看重书法传授。
在唐代，不但应明经、进士者，为进入仕途而学书法，其不应明经、进士者亦以书法为学。如裴适，“典籍精究，岂惟左史之文，草隶工书，不独右军之体，年弱冠，补请庙郎出身”， 虽然他从庙郎之选进入仕途，但所习内容仍然有经书、书法；王府君夫人李普明长子为率府勋卫，“学博经史，书工草隶”， 可见经史、书法，尤其是书法是当时社会各个受教层次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
唐代私学书法教育，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对妇女的教育中，亦有书法教育的内容，当时时俗所谓教女要“习女工。议论酒食，温良恭俭，修饰容仪，学书学算，小心软语”。 唐代李华专作家书，对女子书法教育特加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 正是由于对女子书法教育的重视，许多女子从小就练就了一手好书法。李从质女“及五六岁，能诵书学书，女工奇妙，尽得之矣 ；杨发女芸“诸兄所习史氏经籍子集文选，必从授之，览之再绎，尽得理义，勤于隶学，巧于女工” ；卢氏崔夫人“笔札雅琴，皆尽所善” ；王京“音律书数，不习生知”； 李黎“喜书习工” 。
三、唐代书法私学教育的特点
1、书法教材的变化
唐代书法私学教育，与前代相比，最明显的书法教材的变化。唐初亦曾流行《急就篇》，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中说：“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 研究《急就篇》的学者曾仲珊认为“唐代初期《急就篇》还广泛被采用为童蒙课本”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急就篇》逐渐被《千字文》所代替。
敦煌文书中，多见有学童临写千字文的文字记录，而少有《急就篇》临本流传。敦煌出土的童蒙书写教材，以《千字文》最为普遍，其中《千字文》写本，据不完全统计，有四十余种版本；不仅如此，敦煌另外还出现了《新合六字千字文》这样的写本。又据《唐摭言》记载: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由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知，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箕之资。
类似顾蒙以教授《千字文》谋生的，当时应该大有人在。可见，自南自北，《千字文》是唐代最主要的童蒙书写教材。如果说《急就章》是唐以前童蒙识字课本的代表，《千字文》则是一部承前启后、开辟蒙学读物新方向的作品。
除《千字文》外，从敦煌还发现了不少曾作为当时乃至影响后代的童蒙书写范本，敦煌还有大量的俗字书，如《字宝碎金》、《俗用字要》、《难辨字书》、《开蒙训要》等等，最著名的当属《上大夫》。敦煌出土的《上大夫》其中有这样的字迹：
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二女小生八九子牛羊万日舍屯
据学者研究，《上大夫》残卷(P3145)，为唐代儿童仿书之用。 唐代《上大夫》流传甚广，直至明清，仍被当作儿童的文字书写启蒙的范本。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三记载：
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尚仕由山水，中人坐竹林。王生自有性，平子本留心。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已上数语，凡乡学小童，临仿字书，皆仿于此，谓之描朱。尔传我习，几遍海内，然皆莫知所谓。或云仅取字画简少，无他义。或云义有了可解者，且有出也。诸暨陈儒士洙今日云：“尝见宋学士晚年以眼明自夸，细书小字，尝及此。学士其知所自者耶？”
则明代儿童习字也取上大人为范本，清代亦然，据清褚人获《坚瓠集》卷四载：
小儿初习字，必令书“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天下同然，不知所起。
《上大夫》得以流行，赖其本身的特点，“盖以其笔画简单，却蕴涵中国文字的基本笔法，长久以来，学童描红习字，所写‘上大夫’数语，旨在熟稔运笔与文字结构。” 《千字文》等新起字书，逐渐取代了汉以来以《急就章》作为童蒙文字书写教材的主导地位。
唐代私学书法教育教材，还有一个新特点，即选取前代和当代的书法名家法帖作为书法学习的范本。自西晋荀勖在秘书监设书博士，置弟子以锺胡为法，南北朝期间，亦有以王羲之书《急就章》、《小学篇》、崔浩书《急就章》等为童蒙书法教材，唐代弘文馆以欧阳询和虞世南为师，以锺王书迹教学生，可以看出，书法教育逐渐开始以名家法帖为临摹范本，不过上述名家法帖多仅仅局限在官方的书学教育中。据敦煌出土的资料，除了智永《千字文》为当时最普遍的书写范本外，王羲之法帖、欧阳珣和褚遂良等人书迹亦曾被作为书法教材。敦煌发现的名家法帖范本，突出反映了童蒙私学书法教育，开始大量采用名家书迹为书写教材，这不但反映了唐代整个书法教育的整体水平的提高，也说明了唐代书法的高度繁荣。
2、注重书写法度教育
正是由于唐代书法私学教育，多采用名家法帖为书写教材，也就意味着书写不仅仅是熟练掌握文字识读，还注重书写的法度要求。因此，唐代书法教育，私学和官学一样，都开始注重传授书写技法，并开始出现专门讲究书法技法的论著。唐孙过庭《书谱》在论及《笔阵图》时曾说：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
据孙过庭所见《笔阵图》，此书已在全国流行，可见《笔阵图》曾作为是初唐、盛唐民间最流行的童蒙书写技法训练教材。而由《笔阵图》演绎出来的“永字八法”，自盛唐以后，成为当时是一种通俗的楷书入门教学法，这种童蒙习字技法教育的论著，是唐代童蒙文字书写教育的新特点。有学者认为，“唐代蒙学中的初级书法教学已有其独特的指导思想为依据，并已形成较成熟的教学方法。执笔的‘指实掌虚’理论，用笔同笔画结的模式，是唐代初级技法教育最突出的成就。后者以‘永字八法’的形式最后固定下来，它的最大优点在于符合汉字的特点，从而使教学系统化”。 这种看法应该是符合历史史实的。（李正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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