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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评价简化字

出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  发布时间:2014-12-29 15:55:08  

     一、汉字简化合乎汉字演变的总趋势
    语言文字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3300多年。在这3300多年中,汉字形体的演变有繁化和简化两种趋势,但是总趋势是简化。下面我们从字体和字形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下这个总趋势。
    字体指汉字的书写风格。至古至今,汉字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这些字体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就是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这两大阶段的转换关键是“隶变”。“隶变”指的是由均匀圆转的小篆转换为方折和横直的隶书。晋代人卫恒着《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本来是小篆的俗体,形成于战国的晚期,通行在民间。到了秦代,因为官狱事繁,篆字难成,就不得不釆用容易书写的隶书。隶书虽然破坏了一部分小篆的结构,降低了汉字的象形程度,但是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得多,所以到了汉代终于取代了小篆成为主要字体。
    字形指汉字的结构。楷书出现在汉魏之间,进入南北朝之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之后,至今已有1500多年。其间字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演变的重点转向字形,字形在继续简化。史籍记载,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而考古发掘表明,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隋唐以来,一种与传统文言文不同的、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代白话文在民间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古代白话文的用字和传统文言文不同,文言文沿用传统的正体字,而新兴的白话文大量使用方便快捷的俗体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清末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萌发,要求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成为一时的风尚。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着文提出“普通教育当釆用俗体字”的主张,迅速得到各方面的响应。1935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内容324个简体字,准备推行,可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中途夭折,未能成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决定对汉字进行简化。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内含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推广,简化字逐渐被广大民众接受。据2004年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平时主要用简化字的占被调查人口的95.25%。这个数字表明字形简化取得成功,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今后汉字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呢,还是要恢复繁体字呢?毫无疑问的是要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磁介质的大量使用,汉字已经开始了无纸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汉字不但要能方便地输入电脑,而且屏幕显示要有较高的清晰度,以便于阅读。在这方面,繁体字当然比不上简化字。再从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来说,简化字规范、易学、便用,受到海外学习汉语文的人士的欢迎。


    二、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
    语言文字属于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要靠人力来推动。周有光先生说“语文生活的前进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群众的语文运动;2.学者的语文研究;3.政府的语文政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语文运动就没有活力,没有语文研究就不能提高,没有语文政策就难于推行。”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这三方面的合力,其中政府的语文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
    汉字简化是语文生活里的大变革,牵涉到各行各业,影响到千家万户。总结半个多世纪来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汉字简化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也是有利有弊,而且是利大于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对于利大于弊的改革要积极推动,而且在推动过程中要尽量扩大利的方面缩小弊的方面。汉字简化利的方面表现在减少了笔画和字数,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方便了学习和使用;弊的方面表现在有些字改变了原来的偏旁系统、增加了一些形近字、有些字的构字理据有所削弱。正因为这项改革利大于弊,所以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改变千百万人多年来形成的用字习惯要有个过程,社会的各种思潮也会有不同的反映,有时还会引起激烈的争辩。这都是很自然的。近几年来,出现了否定简化字、要求恢复繁体字的声音。有的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尽量扩大这种声音,一个时期内简化字似乎遇到了危机。其实否定简化字的只是极少数人,简化字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这里说的广大民众既是指工农兵主体,也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汉字简化为广大民众做了好事,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大陆,遍及全世界。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到今天,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推行简化字取得的成果,证明信息网络时代需要简化字。在当前围绕着简化字进行的争论中,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下面我们对否定简化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点分析,供关心汉字简化的各界朋友作为参考。
    有人说:“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的工具,它们只能供人们拿来使用,而不会对人们施加什么暴力行为。碾碎陈梦家先生和“右派”群体的不是简化字,而是“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使陈梦家等知识界人士受伤害的这笔账算不到简化字的头上。“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样使汉字简化运动受到严重干扰。
    有人说:“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不顾事实,把汉字简化这种语文改革政治化,已经超出了讨论简化字的学术范围。我们知道,汉字简化始自清末和民初,民国政府曾经要推行简体字,这和“消灭汉字”“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扯不上关系。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什么时候要“彻底消灭汉字”,哪里有什么“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的事情?到今天汉字依旧活跃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说:“繁体文本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这是公开地宣扬语言文字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事实是不论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没有阶级性,根本谈不上什么“柔软温存”或者“坚硬冷酷”。语言文字本身和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两回事。如果文本的内容是“柔软温存”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柔软温存”的;如果文本的内容是“坚硬冷酷”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坚硬冷酷”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应当尊守这些原则。
    有人说:“几千年繁体字的历史比几十年简体字的历史重要得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汉字的繁体字自古自今没有变化,而简化字只是在1956年以后才产生。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古文字专家陈炜湛教授指出:“汉字简化实始于商代,始于甲骨文。”甲骨文存在着大量的繁简两体并用,而简体的使用频率高于繁体。例如,甲骨文“渔”字有繁有简,繁的从水从四个鱼,简的从水从一鱼。有四个鱼的是“渔”的古体,也见于殷商金文。甲骨文里从四鱼的仅二例,从一鱼的有四十余例。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可见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历史同样古老。简化字的绝大多数来自古代的“俗”字,它的历史与繁体字一样久远。
    有人说:“我对三种简化是不认同的。”“三种简化字指的是同音替代、符号替代和草书楷化。”“这些问题,要逐渐改正,这次的新规范汉字表作了一定的纠正,但还没有大规模地改。”1922年钱玄同先生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里提出了构成简化字的八种方法,其中就包括上述的三种方法。用这三种简化方法得到的某几个简化字,如果不合适,可以修改;如果从根本否定这三类简化方法,简化字就去掉了八分之三,名存实亡了。汉字简化的方法不是哪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在长期使用汉字中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已经在社会里扎下了根,不是哪个人说一声“不认同”就可以取消的。把所谓“改正”简化字和新《规范汉字表》联系在一起更是十分不妥的。利用研制《规范汉字表》的机会恢复繁体字得不到民众赞同,只会增加研制《规范汉字表》的难度。
    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对简化字的意见还有一些,这些意见既脱离群众的意愿,也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注定不会成功。


    三、简化字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
    有些知识分子不赞成简化字,主要是担心推行简化字以后,人们不认识繁体字,读不懂古书,无法继承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认识繁体字自然读不懂用繁体字印制的古书,可是认识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吗?中国大陆在推行简化字以前,用的是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认识繁体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今天的港澳台仍在使用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其实,要读懂古书不是只认识繁体字就可以做到的,还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阅读古书必不可少的相关知识。既然如此,读不懂古书又怎么能继承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当然要继承,不过继承的方式有两种,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指由专业的古典文献的研究人员来继承,他们具有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担负着研究继承传统文化的重任;间接继承指非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人员,他们读不懂古书,不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他们只能通过阅读古典文献研究人员编写的古籍的注释本、今译本来接触古代文化。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我们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如果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读古书。如果有些古书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读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现代语来教他。”后代人读不懂前代的文献是世界各国的一般现象,接受古代文化遗产必须通过专家。欧洲各国是如此,我们也只能如此。
    单就文字来说,文言文用字不同于白话文用字。文言文里面使用的字大约有60%是白话文里不用的。要能够读古书就必须专门学习并掌握这些字。例如,白话文说的“贿赂”,文言文要说“赇”;白话文说的“鼓槌”,文言文要说“桴”。像“赇”和“桴”就是文言古语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现代常用字,在文言里有特殊的读音和意义。如果不懂得这些特殊读音和意义,用现代的读音和意义来读来讲,就会出错。例如“队”字现代读duì,意思是队列、队伍,而《荀子·天论》“星队木鸣”的“队”要读zhuì,意思同“坠”。又如“贯”字,现代读ɡuàn,意思是贯穿、贯通,而《史记·伍子胥列传》“子胥贯弓执矢”的“贯”要读wān,通“弯”。不认识这些文言古语字,读古书处处是陷阱,非出错不可。
    有的出版部门出版了古书的简化字今译本,有的还附有注释。这为那些不认识繁体字而又想阅读古籍的人提供了方便。比较下列两段文字: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谋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习乎?”(《论语·学而》)
    (1)用的是简化字,(2)用的是繁体字,记录的语言是一样的,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简化字和繁体字都能用来印制古籍,而认识简化字的人要比认识繁体字的人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简化字更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我们认为,对于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者,他们不但要认识简化字,而且还要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不但要认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研究,不然的话他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成绩。


    四、从汉字的分合看一简对多繁
    汉字在长期的发展中,分化和合并是经常发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里产生了新的意义。当新义找不到合用的字来表示时,就要产生新字;而新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是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例如由“刀”分化出“刁”,由“令”分化出“命”。这是汉字的分化。造成汉字学习和使用比较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它字数太多;而减少汉字字数的主要方法是合并。例如,在甲骨文里子丑的“子”和子孙的“子”不同形,后来合并为一个“子”。小篆里表示兜鍪的“胄”是从冃由声,表示后裔的“胄”是从肉由声,字形不同,后来才合并为一个“胄”。这是汉字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行汉字简化时,设定的目标是不但要减少笔画,还要适当减少字数。减少字数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同音或近音代替,另一个是同音或近音合并。前者如用“板”代替“闆”,用“斗”代替“鬥”;后者如“獲”和“穫”合并简化为“获”,“發”和“髪”合并简化为“发”。这样就出现了“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简化字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记录现代白话文的时候不出现问题,不需要调整;用来印制文言文时有可能遇到一点问题。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穀物的“穀”简化为山谷的“谷”,《诗经·大雅·桑柔》第十二章:“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如果把这章诗里的“穀”简化为“谷”,同一章诗连续出现两个“谷”,阅读时就会多费许多思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用繁体的“穀”。
    人们在对汉字文本进行由简到繁的转换时就常常遇到“一简对多繁”带来的问题。例如,把“西太后”转换为“西太後”,把“中文系”转换为“中文係”,把“海淀区”转换为“海澱區”。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有人就主张把“一简对多繁”都改为“一简对一繁”。其实,造成简繁转换中出现差错的原因,不在“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而在从事简繁转换的人不掌握汉字简繁体的对应规律,不具备从事转换工作的能力。这就如同让一个英文水平不高的人去从事汉英翻译,一定要出现差错。解决的办法是对从事转换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个别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使用中确有不便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调整;如果要把所有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都改为“一简对一繁”,既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容易做到。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用升斗的“斗”代替鬥争的“鬥”。如果要改为“一简对一繁”,很难找到一个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鬥”的简化字,解决的办法只有恢复繁体的“鬥”。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进行简繁转换的软件,用这些软件对于“一简对一繁”的简化字进行转换没有困难,对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转换时就可能会出错。在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软件问世以前,现有的转换软件还可以使用,不过在用软件进行转换后,要用人工进行复核,把发生的差错改正过来。(苏培成)

 

责编: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