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字简化合乎汉字演变的总趋势
语言文字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汉字从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3300多年。在这3300多年中，汉字形体的演变有繁化和简化两种趋势，但是总趋势是简化。下面我们从字体和字形两个方面来说明一下这个总趋势。
字体指汉字的书写风格。至古至今，汉字先后出现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等字体。这些字体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就是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这两大阶段的转换关键是“隶变”。“隶变”指的是由均匀圆转的小篆转换为方折和横直的隶书。晋代人卫恒着《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本来是小篆的俗体，形成于战国的晚期，通行在民间。到了秦代，因为官狱事繁，篆字难成，就不得不釆用容易书写的隶书。隶书虽然破坏了一部分小篆的结构，降低了汉字的象形程度，但是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得多，所以到了汉代终于取代了小篆成为主要字体。
字形指汉字的结构。楷书出现在汉魏之间，进入南北朝之后成为汉字的主要字体。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之后，至今已有1500多年。其间字体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演变的重点转向字形，字形在继续简化。史籍记载，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而考古发掘表明，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植物纤维纸。纸张的出现和印刷术的发明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隋唐以来，一种与传统文言文不同的、接近口语的书面语——古代白话文在民间逐渐兴起，并得到广泛的使用。古代白话文的用字和传统文言文不同，文言文沿用传统的正体字，而新兴的白话文大量使用方便快捷的俗体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清末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思潮的萌发，要求普及教育、开通民智成为一时的风尚。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着文提出“普通教育当釆用俗体字”的主张，迅速得到各方面的响应。1935年8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内容324个简体字，准备推行，可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中途夭折，未能成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决定对汉字进行简化。1956年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内含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推广，简化字逐渐被广大民众接受。据2004年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平时主要用简化字的占被调查人口的95.25%。这个数字表明字形简化取得成功，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
今后汉字朝哪个方向发展？是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呢，还是要恢复繁体字呢？毫无疑问的是要继续沿着简化的方向前进。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磁介质的大量使用，汉字已经开始了无纸化时代。在这个时代，汉字不但要能方便地输入电脑，而且屏幕显示要有较高的清晰度，以便于阅读。在这方面，繁体字当然比不上简化字。再从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来说，简化字规范、易学、便用，受到海外学习汉语文的人士的欢迎。
二、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
语言文字属于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要靠人力来推动。周有光先生说“语文生活的前进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群众的语文运动；2.学者的语文研究；3.政府的语文政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语文运动就没有活力，没有语文研究就不能提高，没有语文政策就难于推行。”新中国的汉字简化取得成功靠的就是这三方面的合力，其中政府的语文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
汉字简化是语文生活里的大变革，牵涉到各行各业，影响到千家万户。总结半个多世纪来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汉字简化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也是有利有弊，而且是利大于弊。有百利而无一弊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对于利大于弊的改革要积极推动，而且在推动过程中要尽量扩大利的方面缩小弊的方面。汉字简化利的方面表现在减少了笔画和字数，提高了阅读的清晰度，方便了学习和使用；弊的方面表现在有些字改变了原来的偏旁系统、增加了一些形近字、有些字的构字理据有所削弱。正因为这项改革利大于弊，所以受到各界民众的欢迎。改变千百万人多年来形成的用字习惯要有个过程，社会的各种思潮也会有不同的反映，有时还会引起激烈的争辩。这都是很自然的。近几年来，出现了否定简化字、要求恢复繁体字的声音。有的媒体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尽量扩大这种声音，一个时期内简化字似乎遇到了危机。其实否定简化字的只是极少数人，简化字的旺盛生命力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这里说的广大民众既是指工农兵主体，也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汉字简化为广大民众做了好事，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其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大陆，遍及全世界。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首先应该把汉字简化这项工作肯定下来。”到今天，我们有了半个多世纪推行简化字取得的成果，证明信息网络时代需要简化字。在当前围绕着简化字进行的争论中，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简化字。下面我们对否定简化字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做一点分析，供关心汉字简化的各界朋友作为参考。
有人说：“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繁体字和简化字都是记录语言的的工具，它们只能供人们拿来使用，而不会对人们施加什么暴力行为。碾碎陈梦家先生和“右派”群体的不是简化字，而是“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使陈梦家等知识界人士受伤害的这笔账算不到简化字的头上。“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样使汉字简化运动受到严重干扰。
有人说：“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完全不顾事实，把汉字简化这种语文改革政治化，已经超出了讨论简化字的学术范围。我们知道，汉字简化始自清末和民初，民国政府曾经要推行简体字，这和“消灭汉字”“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扯不上关系。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什么时候要“彻底消灭汉字”，哪里有什么“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的事情？到今天汉字依旧活跃在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人说：“繁体文本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这是公开地宣扬语言文字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事实是不论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是交际的工具，都没有阶级性，根本谈不上什么“柔软温存”或者“坚硬冷酷”。语言文字本身和运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思想观点是两回事。如果文本的内容是“柔软温存”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柔软温存”的；如果文本的内容是“坚硬冷酷”的，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表现出来的都是“坚硬冷酷”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论用的是繁体字还是简化字，都应当尊守这些原则。
有人说：“几千年繁体字的历史比几十年简体字的历史重要得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汉字的繁体字自古自今没有变化，而简化字只是在1956年以后才产生。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古文字专家陈炜湛教授指出：“汉字简化实始于商代，始于甲骨文。”甲骨文存在着大量的繁简两体并用，而简体的使用频率高于繁体。例如，甲骨文“渔”字有繁有简，繁的从水从四个鱼，简的从水从一鱼。有四个鱼的是“渔”的古体，也见于殷商金文。甲骨文里从四鱼的仅二例，从一鱼的有四十余例。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可见简体字与繁体字的历史同样古老。简化字的绝大多数来自古代的“俗”字，它的历史与繁体字一样久远。
有人说：“我对三种简化是不认同的。”“三种简化字指的是同音替代、符号替代和草书楷化。”“这些问题，要逐渐改正，这次的新规范汉字表作了一定的纠正，但还没有大规模地改。”1922年钱玄同先生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里提出了构成简化字的八种方法，其中就包括上述的三种方法。用这三种简化方法得到的某几个简化字，如果不合适，可以修改；如果从根本否定这三类简化方法，简化字就去掉了八分之三，名存实亡了。汉字简化的方法不是哪个人坐在房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在长期使用汉字中的伟大创造，这些创造已经在社会里扎下了根，不是哪个人说一声“不认同”就可以取消的。把所谓“改正”简化字和新《规范汉字表》联系在一起更是十分不妥的。利用研制《规范汉字表》的机会恢复繁体字得不到民众赞同，只会增加研制《规范汉字表》的难度。
类似这种似是而非的反对简化字的意见还有一些，这些意见既脱离群众的意愿，也没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注定不会成功。
三、简化字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
有些知识分子不赞成简化字，主要是担心推行简化字以后，人们不认识繁体字，读不懂古书，无法继承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不认识繁体字自然读不懂用繁体字印制的古书，可是认识了繁体字就能读懂古书吗？中国大陆在推行简化字以前，用的是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认识繁体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今天的港澳台仍在使用繁体字，是不是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读懂古书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其实，要读懂古书不是只认识繁体字就可以做到的，还必须具备相当丰富的、阅读古书必不可少的相关知识。既然如此，读不懂古书又怎么能继承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当然要继承，不过继承的方式有两种，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指由专业的古典文献的研究人员来继承，他们具有阅读古典文献的能力，担负着研究继承传统文化的重任；间接继承指非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人员，他们读不懂古书，不具备阅读古籍的能力，他们只能通过阅读古典文献研究人员编写的古籍的注释本、今译本来接触古代文化。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说：“我们认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如果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恐怕不大需要读古书，他们也没有很多时间读古书。如果有些古书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读的话，我们可以翻译成现代语来教他。”后代人读不懂前代的文献是世界各国的一般现象，接受古代文化遗产必须通过专家。欧洲各国是如此，我们也只能如此。
单就文字来说，文言文用字不同于白话文用字。文言文里面使用的字大约有60%是白话文里不用的。要能够读古书就必须专门学习并掌握这些字。例如，白话文说的“贿赂”，文言文要说“赇”；白话文说的“鼓槌”，文言文要说“桴”。像“赇”和“桴”就是文言古语字。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现代常用字，在文言里有特殊的读音和意义。如果不懂得这些特殊读音和意义，用现代的读音和意义来读来讲，就会出错。例如“队”字现代读duì，意思是队列、队伍，而《荀子·天论》“星队木鸣”的“队”要读zhuì，意思同“坠”。又如“贯”字，现代读ɡuàn,意思是贯穿、贯通，而《史记·伍子胥列传》“子胥贯弓执矢”的“贯”要读wān，通“弯”。不认识这些文言古语字，读古书处处是陷阱，非出错不可。
有的出版部门出版了古书的简化字今译本，有的还附有注释。这为那些不认识繁体字而又想阅读古籍的人提供了方便。比较下列两段文字：
（1）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2）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谋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习乎？”（《论语·学而》）
（1）用的是简化字，（2）用的是繁体字，记录的语言是一样的，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简化字和繁体字都能用来印制古籍，而认识简化字的人要比认识繁体字的人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简化字更有利于继承传统文化。我们认为，对于专业的古典文献研究者，他们不但要认识简化字，而且还要认识繁体字。对繁体字不但要认识，而且还要有相当的研究，不然的话他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成绩。
四、从汉字的分合看一简对多繁
汉字在长期的发展中，分化和合并是经常发生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里产生了新的意义。当新义找不到合用的字来表示时，就要产生新字；而新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般是从已有的字分化出来的。例如由“刀”分化出“刁”，由“令”分化出“命”。这是汉字的分化。造成汉字学习和使用比较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它字数太多；而减少汉字字数的主要方法是合并。例如，在甲骨文里子丑的“子”和子孙的“子”不同形，后来合并为一个“子”。小篆里表示兜鍪的“胄”是从冃由声，表示后裔的“胄”是从肉由声，字形不同，后来才合并为一个“胄”。这是汉字的合并。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行汉字简化时，设定的目标是不但要减少笔画，还要适当减少字数。减少字数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同音或近音代替，另一个是同音或近音合并。前者如用“板”代替“闆”，用“斗”代替“鬥”；后者如“獲”和“穫”合并简化为“获”，“發”和“髪”合并简化为“发”。这样就出现了“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简化字使用了半个多世纪，实践证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记录现代白话文的时候不出现问题，不需要调整；用来印制文言文时有可能遇到一点问题。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穀物的“穀”简化为山谷的“谷”，《诗经·大雅·桑柔》第十二章：“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如果把这章诗里的“穀”简化为“谷”，同一章诗连续出现两个“谷”，阅读时就会多费许多思索。遇到这种情况，还是要用繁体的“穀”。
人们在对汉字文本进行由简到繁的转换时就常常遇到“一简对多繁”带来的问题。例如，把“西太后”转换为“西太後”，把“中文系”转换为“中文係”，把“海淀区”转换为“海澱區”。为了解决这一类问题，有人就主张把“一简对多繁”都改为“一简对一繁”。其实，造成简繁转换中出现差错的原因，不在“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而在从事简繁转换的人不掌握汉字简繁体的对应规律，不具备从事转换工作的能力。这就如同让一个英文水平不高的人去从事汉英翻译，一定要出现差错。解决的办法是对从事转换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个别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在使用中确有不便的，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做出调整；如果要把所有的“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都改为“一简对一繁”，既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容易做到。例如《简化字总表》规定，用升斗的“斗”代替鬥争的“鬥”。如果要改为“一简对一繁”，很难找到一个能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鬥”的简化字，解决的办法只有恢复繁体的“鬥”。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进行简繁转换的软件，用这些软件对于“一简对一繁”的简化字进行转换没有困难，对于“一简对多繁”的简化字转换时就可能会出错。在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软件问世以前，现有的转换软件还可以使用，不过在用软件进行转换后，要用人工进行复核，把发生的差错改正过来。（苏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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