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尹默 (1883-1971年)浙江吴兴人。原名君默,字中,后改名为尹默,号秋明,匏瓜、闻湖等。曾留学日本。后任教北京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等职。擅长“二王”书风,晚年主持上海新书法篆刻研究会,致力书法教育,被后人尊称为现代帖学的启蒙者、开派人物。
1883年,沈尹默出生于陕西兴安府。原籍浙江吴县人。其祖父、父亲为官,亦皆好书法,幼年起便耳熏目染家风,并在其父的指点下学书,当时多临摹于黄自元《泉铭》、叶蒸田刻《耕田馆帖》,不知不觉误入甜俗习气路。后跟随家人从陕西长安迁回浙江,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陈独秀。陈在观看其书法后,当面指出,“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一个“俗在骨”里,犹如当头一棒打来,将他打醒。沈后来回忆,“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仇涞)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
而这恰恰是沈尹默书学道路的真正起点。1908年,沈痛改前非,重新学起,潜心“入碑”。这期间,他把安吴《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能懂的地方,就照着去做。首先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如是不间断者两三年,然后能悬腕作字……1913年来到北京,开始临写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尤其爱写《张猛龙碑》,但着意于画平竖直,遂取《大代华岳庙碑》刻意临摹,长达三四年的时间。而后得元魏新出土碑碣,如《元显隽》、《元彦》诸志,都所爱临。他还自述道,在期间,除写信外,不常以行书应人请求,多半是写正书。这是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一直写北朝碑,到了1930年,才觉得腕下有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沈尹默这一下苦功,便是23年的时间。从25岁至48岁,他取法于汉魏六朝隶楷及北碑,从此打下了较为深厚的书法根基。朱仁夫评价,这时期的书风,行笔迅起急收,点画峻利,转折处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内圆外方,撇捺重顿;结构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他还分析,沈认为,要将自己书法中的俗气剔除,唯有习碑体才能矫正;否则,以帖医俗,难免会陷入更俗。[3]而沈最为审时度势,有先知远见的一面,却在于看到了明清以来,帖学衰靡,每况愈下的事实,若不注入碑学的新鲜血液,恐怕更难扭转颓废的帖学走向。朱仁夫也指出,他看到了这一时务,下了苦功夫,值得庆幸的是,坚挺地迈出了这一步,书风果然一振。
同为现代书坛的风云人物,沈尹默所走的书学道路,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等人均不同。他不是入碑出帖,而是出碑入帖,最终入帖又出帖,成为现代帖学的开派人物。姜寿田指出,在帖学体系处于被碑学全面抑制的状态时,沈尹默在20世纪30年代书坛的崛起,打破了碑学的语话霸权,推动帖学走向复兴,并由此奠定了现代书坛碑帖并峙的基本格局。沈尹默也由此成为现代帖学的开派人物。
据沈的《自习的回忆》记载,此后,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人,上溯二王书。因为在这时期买了米老《七帖》真迹照片,又得到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日本所藏右军《孔侍中》等帖拓本(陈隋人拓书精妙,只下真迹一等)的照片;又能时常到故宫博物馆院去看唐宋以来法书手迹,得到启示,受益匪浅。朱仁夫强调,沈尹默书法艺术成就明显特征是:归宗二王。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二王书体已为大势所趋之下,沈顺应时务,大力提倡写二王行楷,写兰亭。1939年,沈临习的《兰亭序》,其笔法已臻纯熟,非一般帖学书家可比,精意提按,笔酣墨畅。特别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摹二王、学二王之后,其书迹由流丽而显沉著,由尽属行书而兼草迹,笔势愈发老练而精到,牵丝的运用十分细腻而委婉,以显其“笔笔中锋”的功力。何谓“笔笔中锋”?沈从米老的《七帖》中领悟的用笔真谛:笔笔中锋,牵丝对头。他认为,下笔有分寸。每一个下笔处,都注意到,非如此笔锋就不能够中;非如此牵丝就不容易对头,笔势往来就不合。明白了这个道理,去着手随意遍临历代名家法书,细心地求其所同,发现了所同者,恰恰是下笔皆如此,这就是中锋。
上世纪60年代,已经出帖的沈尹默,亦追求晚年之变,“用狂草、章草、笔意来补救其行书的一味秀逸,用苍渴的墨法来补救其一味润朗的丰神,用跌宕的似乎较为快速的运笔来补救其一味流静的内敛。”现代书法史上,书法大家均有超群的“天然”,沈也一样悟性极强。若就所下“功夫”而言,沈则可以说是第一。七十年的学书和书学生涯,从未间断过临帖。（收藏周刊 记者 程辛 实习生 苏碧雁 整理）
责编：福建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