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汉字危机”需借力法律
拯救“汉字危机”,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这其中包括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修订工作,建立健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机制,探索并建立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科技、自律等综合手段实施督查的新体系
刚刚毕业的重庆大学生小蔡,在一份400字的手写简历中写了24个错别字。这不仅让她失去了一个工作机会,也让她成为时下“汉字危机”形势严峻的一个注脚。
信息化时代,键盘逐渐取代了手写,学校汉字书写教育弱化,提笔忘字用词不当,公共场所汉字书写不规范……“失写症”正在蔓延。
“四大远古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没有断裂并延续至今,其根本的支撑就在于汉字。这样独一无二的汉字,如今渐渐远离了笔尖与纸端。”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近日著文感慨,“提笔忘字”渐成普遍现象,长此以往,大众的母语情感必将淡化,国民的母语素质必将弱化。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其配套规范《通用规范汉字表》也于去年出台,为规范用字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但是,这些都没有缓解“汉字危机”。
提笔忘字
已经开播两年,两档关于汉字书写的电视节目《中国汉字书写大会》和《汉字英雄》关注度依旧不减,尤其是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档,两档节目均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
杨淑娟是福建省福州市一家教学辅导机构的语文老师,两档节目她每期必看。让她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去年7月《汉字英雄》的一期节目。
14岁的汤星月拉动门把,走上了舞台,向观众招手致意。这名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七一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经从汶川地震中死里逃生。
按照赛制规则,选手在进入“汉字十三宫”(由13个小正方形组成的菱形方阵)后,脚下的方格内会出现一道题,选手在答题成功后,向前一格继续答题直至走出“十三宫”。如果答错了,则向左或右移动一格继续答题,直至成功走出“十三宫”或移出宫格淘汰出局。
在答至第五题时,汤星月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可能。题目是“害臊”的“臊”,主持人提示,还可以组词为“羞臊”,但她还是写不出来。
汤星月决定现场打电话向自己的语文老师求助。令现场评委和观众震惊的是,语文老师在电话里犹豫许久,最终对汤星月说:“应该是火字边吧。”汤星月最终按照老师的建议书写,遗憾落败,没能成功走出“汉字十三宫”。
这一幕发生以后,主持人马东在向汤星月解释“害臊”的时候,不客气地说:“你的语文老师有点让我害臊。”
这一幕深深刻在了同为语文老师的杨淑娟心里。
在《汉字英雄》节目里,学生求助老师而老师答不上来的情况,曾多次发生。在节目的第一期,一名学生被“噱头”的“噱”难住了,打电话求助自己的小学语文老师,结果老师在电话里问:“有这个词么?”一名来自浙江杭州的学生,在书写“卧榻”的“榻”时向语文老师求助,老师竟告诉他为“足字旁”。
种种数据显示,“提笔忘字”现象已是各年龄段人群普遍面临的问题。《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首播时,随机从现场观众中选取的“成人体验团”,在听写“貔貅”、“攥拳头”、“瓮中捉鳖”等词语时频频出错,只有30%的人正确写出了“癞蛤蟆”一词,“熨帖”二字仅有10%的正确率。到第三期时,70多道汉字听写题,观众同步听写的正确率平均仅为10%。
《汉字英雄》节目中也有一个“千人知晓率”的评选,“脱臼”的“臼”千人知晓率仅为23.9%,“舂米”的“舂”仅为20%。
据国内知名民意调查机构零点指标数据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等12座城市进行的“中国人书法”系列调查显示,94.1%的人都曾出现过提笔忘字,其中26.8%的人经常会提笔忘字。
用字乱象
社会用字是指面向社会公众的示意性文字。一直以来,社会用字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都是体现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汉字“失写症”愈发严重的当下,因社会用字不规范而闹出的笑话频频见诸报端。这些面向公众的不规范用字反过来又会加剧“失写症”的蔓延。
2012年5月,《法制日报》记者在天津市采访时,曾看到一张“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标牌,仔细查看发现,这一张标牌中竟出现了5处错字,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曾任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他的故居被写成了“顾维钓故居”；将末代皇帝溥仪“请”出紫禁城的西北军名将鹿钟麟则被写成了“陆忠麟”。
此外,这块标牌还将“达文士”写成了“达交士”、“杜友樵”写为“林有樵”。
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陈伟,从2009年起参与山东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一个科研项目,开始对济南市市容标牌用字进行研究,最终形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经过调查他发现,在公共场所不规范用字中,错别字占的比例并不大,最严重的问题出在繁体字上。
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规定,只有在文物古迹、姓氏中的异体字、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等几种情况中可以使用或保留繁体字、异体字,超出这些类别的,就属于不规范用字。
陈伟对济南市市容标牌用字调查标牌总数达到8211个,其中标牌不规范用字总数为838个,繁体字最多,共704个,占总数的84.31%；异体字共18个,占2.16%；错别字29个,占3.47%。
当前,机关单位证件用字不规范问题也十分严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组组长王宁曾透露,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过程中,在从公安部等部门了解姓氏等文字信息时了解到,目前我国二代身份证上,有8000多个汉字是非规范字,包括错字等。
重视不足
杨淑娟平时主要给初二、初三学生进行1至3人的小班教学辅导。她向《法制日报》记者感慨:“现在几乎很难发现错别字写得少的学生了。”
“我让学生记一个知识点,即便是初三的学生,也很难一次性连贯记完,总是写着写着就问,这个字怎么写?”杨淑娟说。
她曾专门和家长讨论过孩子错别字多的问题。她问一名初三学生家长,孩子平时查字典吗?家长回答,家里从来没有买过一本字典:“有手机,有ipad,一搜索就好了,干嘛还要买字典?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
孩子们在被问及为何写错别字时,往往还反问她:“为什么要记那么清楚呢?现在用电脑、手机打字,有智能输入法,只要打出首字母,词组就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返璞归真?”
经过一些交流,她得出了答案:当键盘逐渐取代书写后,人们对汉字书写的重视度在日渐下降。这名80后老师感到纳闷,自己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会因为写错别字觉得羞愧,而现在的孩子并不把写错别字当回事。
孩子们对汉字的意识很大程度来自于成人,但上述例子已经证明,成人手写汉字的频率更低,提笔忘字的程度更严重。让杨淑娟更加焦虑的是,如今学校对于孩子们的汉字书写教育也在弱化。
“前几年有的地方就把写字课取消了,这两年因为中考语文考试增加了5分字迹分,所以才恢复了写字课。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在课前10分钟的写字课会被其他课程占用。”杨淑娟说,她还记得自己原来上学的时候,试卷上选择题和填空题比例相当,如今当她试着给孩子们找各地试卷做练习时,她发现填空题比例大大下降,大多被替换成了选择题。
王宁对汉字有一个十分贴切的描述:“汉字你光看对它没有亲和力,只有自己写才有亲和力,有的时候你不写,那个字和你隔十万八千里,你一写它就到你身边来了。”
数字化时代,文字记录方式的确正在发生着变革,键盘上“敲字如飞”取代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因为长期使用电脑,许多人只能大致记住汉字的形状,提笔却无法正确写出具体部首和结构。“五笔输入法”把每一个汉字拆成最多四个部分,倒是让人记住了汉字的基本架构,但写起字来也难免有时会“缺胳膊少腿”,而更多人习惯使用“拼音输入法”,往往连汉字的具体构造都记不住。
正因为此,电脑键盘输入被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视为是对中国语言文字使用和传承最重要的几股冲击波之一。
法律手段
“前辈有一句话叫‘敬惜字纸’,就是说有字的纸是不能乱扔的。这种对自己母语敬畏尊重的传统,现在到哪去找?”在去年召开的首届中国汉字书写和传承高峰论坛上,江蓝生满含惋惜地问台下的听众。
她在演讲中对一些现象进行了批评:在互联网空间中,部分网民随意地以汉字进行调侃、戏谑,歪曲一些字的形音义,解构汉语语法规则,这些汉语表达的不规范性和粗鄙化倾向,正在消解汉语汉字的美感。
她认为,长此以往,作为母语的汉字本体就会退化和异化,它反过来又会侵蚀我们的精神和文化,其恶果已经初步显现,因此必须倡导写规范字的风气。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国早在2000年10月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2002年教育部还出台了《关于在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若干意见》,对中小学为学生写好汉字创造环境、提供必要条件等提出了要求。
去年8月19日,历时10年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这是对50余年来汉字规范整合优化后的最新成果。
对于社会汉字的规范使用,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法也有着十分清晰的规定。
然而这一系列法律、规范的完善,并没有缓解“汉字危机”。
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在一篇关于“推进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创新”的文章中,对此亦表达了痛惜。
他用一系列带“法”字的句子指出了问题关键:“对语言文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人民群众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法治意识有待提高,语委和相关部门依法行政的观念意识不够强,依法管理能力不足,依法管理的体制和统筹协调、执法监督的机制还不健全,对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监管不到位,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李卫红提出,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这其中包括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修订工作,建立健全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监督执行机制,探索并建立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科技、自律等综合手段实施督查的新体系。(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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