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书法的灵魂。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这便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由单一到多样的秦汉书法、尚意重韵的魏晋书法、到重法度、崇自然的唐代书法、崇意尚态的宋元书法、追求个性与求实的明清书法等，这每个民族、时代的艺术精神，总是深深植根于这个民族、时代的哲学基础之中。
记者：我们常说，书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修养，也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时代的精神和气质。书法与哲学，在你看来，这密切的机理是什么呢？
何炳武：哲学，是书法的灵魂。哲学与书法，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其内容、作用各不相同，但两者又有密切关联。哲学作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成果，它对同时代的艺术起指导作用，不仅影响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而且直接影响到艺术思潮的形成以及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的变化。灿烂辉煌的中国书法艺术，正是从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中吸取其丰富的营养，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通过汉字的点画、结构、章法等造型美，来表现人的气质、品格和情操，在笔法与笔意的统一中体现书法家的审美理想和精神境界。书法与哲学的这种密切联系，通过历代书法的发展具体体现出来。
记者：在历代书法的发展中，从单一到多样的秦汉书法艺术和思想，对于后代书家的影响和贡献是什么？
何炳武：在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以前，作为我国先秦时期的珍贵文字遗产，甲骨文和稍后的钟鼎文、石鼓文一样，都属于古老原始的大篆体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文字改革方面的结果，是在大篆的基础上创制了小篆。一般认为秦始皇时的程邈在狱中创制了隶书，汉人在秦隶基础上把隶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艺术”的“自由挥洒”在小篆之后第一次被人们领略到它的情趣，新的书写字体一时竟有多种，隶书之外，又有章草、今草。书品与人品的问题也被书论所重视，认为“言”和“书”是人们心灵的表现，思想的高低，品德的优劣在“言”和“书”中都被反映出来，因而，人们要想在书法艺术上有所造诣，首先应提高艺术家自身的品德修养。
记者：在魏晋时期，中国哲学对自我价值的关注达到极致。魏晋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艺术极盛的时代。你怎么看？
何炳武：没错。尚意重韵的魏晋书法，是中国书法极盛的时期，书法创作开始重视“个性”的思想。在这个时期，钟繇所开创的楷书成为后世最常用、最基本的书体；由二王推向高峰的今草，摆脱了章草的隶书笔法，增加了点画之间的丝牵，丰富了笔画的动感和美韵；行书虽创自汉末，而经过钟繇等人的推广而大行于世，至二王而登峰造极，晋人行书如流水行云，是魏晋风度在艺术上的典型表现。魏晋时代玄学的兴起，使“言意之辨”成为思想界讨论的重要内容，书法作为一种抽象的造型艺术，其表意的作用渐为论者所重视。从西晋书势论中关于“心”、“意”的论述到卫夫人、王羲之书论中“意在笔先”命题的提出，体现了对书法创作中主观意志作用的逐渐认识。
记者：唐代是中国文化史上辉煌的一页，书法与绘画、诗歌一样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分享一下唐书法中的哲学风采吗？
何炳武：重法度、崇自然，是唐代书法的特点。唐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政权，唐代的艺术活动一时蔚为大观，登上高山之巅，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由是具备了容纳不同文化形态的宽广胸怀。儒、释、道三教得以互相并立，共同发展。后人评唐代书法每每曰“唐人重法”，即指唐人完善了楷书的法度，强调中庸合度、刚健有力的审美趣向，为后代学书者立一楷模。贺知章、张旭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韩择木、蔡有邻的八分书，李邕的行楷，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徐浩、颜真卿的楷书、怀素的狂草，汇成了强大的书法艺术洪流。唐代书风表现为开阔宏放，气度轩昂，既有个性的开张，也不失法度规矩。与此相适应的是书论的成熟，出现了张怀瓘这样以论书名世的书法理论专家，和“精穷旨要，详辨秘义”的《述书赋》这样的书法史著述。
记者：苏黄米蔡，卓然独立。宋代书法大家辈出，宋代书论五光十色，奠定了宋代书法在书史上的地位，你怎么评价当时的思想之风？
何炳武：两宋社会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宋代文人人才辈出，参与书画艺术实践的人多，宋代书法和绘画联系也颇为紧密，宋代推重绘画“出新意”，在书法艺术上也是要体现书者个人的风格。苏、黄、米、蔡等大家，形成了宋代书
法的高峰，强烈的个性特征与深厚的文化素养，奠定了宋代书法在书史上的地位。此外，如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蔡京等人，其书也各有特色，足可名家。后人论书往往指出“宋人尚意”的特点，宋人的书论也呈现出五光十色，风姿多彩的思想面貌。宋代是一个各种思想交汇融合的时代，儒学、佛学、老庄思想无不在此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记者：祝枝山、文征明等，人们所熟知的“吴中四子”，书法中都透着一股子才气与追求。你认为明清时期的书法与书论，它所体现的时代反思与传承是什么？
何炳武：祝枝山作为“吴中四子”之一，其书“风骨烂漫，天真纵逸”，学古而不泥古，变化出入，自成面目，以为书法宜表现个性，绝去前人成法。其《论书帖》中说：“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书法贵在神采，这是前人屡屡道及的，然祝氏以为要令神采焕发，必须有学古的深厚功力与个性的充分发挥相结合。如果说明代书坛的主流是追求个性解放，不受种种旧的条条框框约束，那么到了清朝，书坛的主流又回转到了复古的旧路上去，而自民国以来，书家林立，民国初年到新中国建立这一段，比较有影响的书法家当推于右任与沈尹默，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碑”与“帖”这两种书风在近代的代表人物。
记者：具体到书法创作实践活动中，你怎样理解书法与哲学的关系？
何炳武：实质上，书法创作活动一直都离不开哲学思想的指导，书法与哲学的关系毫无疑问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简单地说就是，在用笔上应注意线条的粗细变化，笔势的方圆协调；在用墨上，则应注意浓淡干枯的不同；章法上，则应注意疏与密、白与黑以及通篇布局的和谐等，这样才能创作出“气韵藏于笔墨，笔墨都成气韵”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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