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意义上的“书法”一词是否由梁武帝萧衍提出，有待考证。根据可考的确信材料，梁武帝应是史书中可见最早使用该词的人 。或有人说〈〈南齐书〉〉所载应早于梁武帝，因为齐早于梁，此说不无道理，但考其作者萧子显，在梁武帝代齐时，萧子显才13岁，萧子显后来得到梁武帝重用，官至吏部尚书，且写〈〈南齐书〉〉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故知梁武帝提出“书法“概念应早于萧子显。
梁武帝称 “书”为“书法”，为什么要称书法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位千古闻名的文化帝王：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生于南朝孝武帝八年（464），卒于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公元502年萧衍讨杀萧宝卷废齐称帝，改国号为梁。
梁武帝多才多艺，文武兼备。曾与当时文坛首领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肪、陆陲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下，并称 “竟陵八友”。《梁武帝纪》载：“——六艺咸备，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梁武帝于书法挚爱有加，曾广征前贤书迹，特重钟繇和二王，致使秘阁所藏二王书迹七百六十卷，自己也笔耕不辍，所传书作被刻入〈〈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笔致不凡。还经常与陶宏景、袁昂论书，评品优劣，表现其深层的文化修养与心态。梁武帝事佛、崇佛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几乎以佛治国，即位三年即舍道归佛，曾率僧俗2万人在重云殿亲制《舍道事佛文》，大肆建立佛寺、建造像、办斋会，亲自讲经说法，断酒肉、撰写佛教著述，更有甚者，以一国之尊曾多次舍身同泰寺，由于皇帝亲自为佛教推波助澜，致使出现南朝寺院林立，家家事佛的局面。唐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反映这一时期佛教盛况。
活脱脱的一个帝王菩萨，嗜佛如此，其思想必将会渗透到其一切艺术中。于是我们可以大胆得出：书法之“法”源是佛法之“法”。
“法”字在佛学界是个非常常见的词，佛教名词如“转法轮”、“法眼”、“法门”、“法印”、“法界”等等，那么，佛学上的“法”字又是何意思呢？
按汉语大字典解释：法，佛学名词，梵语DHARMA[达磨（昙无）的意思意译]，泛指一切事物，包括本体的、现象的、物质的精神的，通常指佛教的教义规范。
唐玄奘所翻译的〈〈成唯识论〉〉说：“法谓轨持”。窥基撰的〈〈成唯识论述记〉〉解释为：“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舍自相。”正果法师解释： “这就是说，一种子物，凡能因持自性，而又能表现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使其他有情见之即可了解其为何物，合此任持自性，轨范物解两义，即名为法。佛法的法，是指佛陀依如实所觉而宣示于世间众生的轨则，与达磨意相当，所以名之为法”。
由此任持自性、轨范物解，我们引申至书法，则书法应保持自性，即中国书法一为汉字，不能脱离汉字这一基础，这是艺术上的书法之所以是书法而不是其他艺术的一种本质界定，舍此则不能任持自性，书法还应轨范物解，通过书法的种种因素可阐释世界万事万物。这也是“万法一理”的最好解释了。“书法”与佛法结缘后，他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书写法则了，而是被赋于以更为深奥的哲学意义、文化意义。
古语中“书”， 中国现称“书法”、 韩国现称“书艺”、 日本现称“书道”。有人说 “书法”不如 “书艺”， “书艺”不如 “书道”，道者最高，这显然有妄自菲薄之感，甚或有些崇“洋”之意。理解了书法之法乃佛之大法，可能不会持此观点了。那么韩国为何称“书艺”、 日本称“书道”呢？我认为这不过是同一名称的三种不同观点定义，都是从不同的出发点理解“书”的含义。儒家的“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之“书”大概是其称之为“书艺”的出发点；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万物”盖是“书道”理论依据。
“书法”源出佛学、“书艺”源出儒学、“书道”源出道学，实是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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